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⑤]如再追根溯源，《选举法与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对不适当以列举的情形也做了解释：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执行的标准或遵守的措施明显脱离实际的。反之，解释事项若对人民有利，如免税与减税的规定，或涉及迅速适应经济情势变迁的事情，则审查可以从宽。
合理性基准包括违法的不合理与单纯的不合理标准，如何区分一点也不清晰。这时候唯有通过比例性原则，才能阻止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过于夸张的基本权利限制。[24] Vgl. H?fling, a.a.O.(Fn.45), S. 172. [25] 盛子龙：《比例原则作为规范违宪审查之准则》，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0年硕士论文，第61页。即，如果裁判要点的预测决定没有显而易见、毫无疑义的错误，所争议的指导规则在宪法上也就无从指责，其范围如经济政策立法、企业经营者基本权利仅受到轻微影响等情形。另外，关于该案件有可能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意见，参见第7期金杜明德法治沙龙中黎宏、付立庆、黄卉、李仕春等专家的发言。
3．操作性标准的漏洞化。因为，刑法秉持谦抑原则与最后手段性原则，如果违法行为尚有其他手段可有效达到目的，即应避免对人民处以刑罚处罚，否则立法干预人民基本权，即属于违宪行为。第39条对民族自治机关的一般职权和自治权进行了概括规定，恢复了被1975年宪法取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继续对上级国家机关的保障和帮扶义务进行了规定，并首次涉及到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当然，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在该条款中也依然得以出现。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从规范形式上说，该条首次在宪法中明确了我国具体的行政区域层级，从而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金太军、赵晖：《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52] 两个积极性的非制度化倾向一直为学界所诟病：它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各自权限受政策影响过大，受个别领导人的权威和判断影响过大，受客观情势的影响过大，因此有更强的‘人治色彩。
这列条款在现行宪法中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块块也常被政治学者用来描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但宪法文本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相关条文间体现出的块块关系与政治学的理解迥然相异。
学界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脉络的研究和把握大量依据各种红头文件、领导人讲话等政策性史料，而对于宪法和法律文本的使用却相对有限，这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策手段进行调整的典型例证。最后，内容上逐渐丰富、规范性上不断优化。最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间接条款。近年来学界对制定统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10] 参见童之伟：《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单一制》，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63页。对于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宪法文本分为两个不同的线索予以规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引领和保障下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授权过空（如只有慰问信，没有慰问金）、管控过严（如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阙如）、同一般地方相比对民族性强调不足（如对广西、内蒙的许多政策视同于一般省、市）已经成为制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下文中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态条款就是将中央和地方的静态条款连结起来的纽带。第三，第30条则是对地方行政层级划分的明确，基本还原了1954年宪法第53条的规定，所不同的只是在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之下除了区之外，增设了县。
1954年宪法中对于地方静态权力的规定主要涉及6个条文，即第54条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设立，第59、60条地方各级人大职权范围的综述，第62条明确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为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地位，以及第64、65条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职权的概述。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后者以剩余的其他大多数条文未代表，重在对中央与地方二元主体的地位、性质、权力进行分别的规制，体现为一种静态的规范特征。第一，目前将规范宪法学的进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贯彻得较为彻底的成果十分有限，代表成果如秦前红：《简评宪法文本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如，宪法对于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不仅在列举上较为笼统，而且中央和地方的差异大多只体现在实施层级和地域范围上，桶形特征造成了大量伪共享事权的存在，而相关立法并未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一国根本大法，宪法在规范地位上自属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来源，除了制宪主体、制宪权等实质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即文本自身的稳定性。[12]然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方面，这部宪法却呈现出中规中矩的特点，其原则性条款在内容上亦以承前性特征为主。反之，有多少财权，就应当能反推出有多少事权。
第一，应当注意的是，尽量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事权范围虽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谐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享事权范围越小越好。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综上可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静态权力条款的设计依然遵循重中央而轻地方的进路，这也成为了导致我国中央与地方实权划分至今仍模糊不清的根源之一。第一，第99、100条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进行概述。
其三，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1975年宪法最终也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据笔者粗略统计，在103页的篇幅中，提及的宪法和法律规范共有14件，而明确引为依据的政策性史料则多达69件，比例接近1：5。
[51] 蔡定剑：《宪法精解》（第2版），17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领导-负责关系，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其第2条依然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确认，即延续了对单一制模式的认可。第67条则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1949年的《共同纲领》即存在一些间接条款。又如，第64条对修宪和修法程序的设计，结合其他法律保留条款，实际上强化了中央相对于地方的更加超然的地位优势。
[44] 参见常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3-10页。这就通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组织的立法保留，将各级地方的组织权留在了中央。
它亦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对于若干重要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延续，其积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规范价值上，这种延续本身就体现了立宪者对于这些原则的重视，从而凸显了相关条款的宪法地位。
第15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中央行政机关的地位和权力。1978年宪法在延续1975年宪法第15条军权集中于中央的精神的基础上，在第19条又进一步规定：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似乎又为部分军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地方化预留了空间。[21] 事实上，宪法文本中只是明确指出了后两类地方类型，而第一种类型是笔者为论述方便而对除了后两种类型外的其他地方类型所作的统一称呼。
关键词: 《共同纲领》。此外，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绝非宪法文本所能独立解决，因此，对相关配套政策的和法律规范的制定以及它们同宪法相关条款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
一方面，有些事权基于其本质属性必须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方能实现效用最大（如教育权）。因此，1954年宪法第53条虽然在表述上显得平淡无奇，但其背后实际上隐藏了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一次重大调整的经验与教训。
[53] 适当恢复大区制的具体方案参见郑毅：《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改革三题》，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复次，宪法文本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实际效用弱于政策甚至领导人讲话。
